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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耀文和姜唐喝了一杯酒后，两个人就变得热络起来。
理由很简单，就因为一个虚无缥缈的分辨人群的概念“围头人”，围头人就是较早到宝安地区生根发芽的人，不算真正的土著百越，围头人算是宝安的土著居民。
围头人的典型特点就是以同一家族的单一姓氏发展成村落，且村子在命名时多带一个“围”字，例如文昌围、天水围。
说到和字头，虽说名字里有个和字，却是一直没抓住和之精髓，从字号被创立的那天开始，一直没停止过分裂。
几十年前，和胜和脱离以三邑人、四邑人、客家人、围头人团结成帮的和合图，带走了四邑人、客家人、围头人；若干年后，以四邑人为主的和安乐脱离和胜和，带走了四邑人和潮州系的客家人，和胜和从大杂烩变成以围头人和本地客家人为主要成员的社团，地域气息变得愈发浓烈，完全可以说它是宝安人自己的社团。
冼耀文是半唐番，算是半个围头人，但因为一富遮百丑的真理，他就是围头人；姜唐是满清初期的时候因《迁界令而迁到宝安地区扎根的客家人后代，冼耀文的祖上同姜唐的祖上，多半因为土地的纷争而进行过你死我活的械斗，往前推个一两百年，冼耀文要不把手里的筷子扎进姜唐的喉咙，他就算是对不起冼家列祖列宗，反过来也一样。
只不过满清一直奉行“坐看家奴斗”的策略，管你围头人还是客家人，都是满人的狗奴才，税收设计的刚刚好，农民交完税不至于活不下去，但又甭想活得太好，想从地里多收点，只能从外姓村落手里抢水、抢粪，围客两大派系只有一开始几十年斗的厉害，后来就不管什么人了，只要不同姓操起家伙就是干，特别是农田需要灌溉的那些日子，哪条沟渠里不淌血。
冼耀文和姜唐各自贴着代表敌对的标签，两人却是在家门口玩了一手老乡见老乡，就犹如同学会上互相惊闻对方是自己同学，那叫一个不敢置信与心酸。
两人都很热情，但热情的发光点却是在姜唐身上，寒暄之时，一听说冼耀文是宝安人，姜唐瞬间贺知章附体，那叫一个乡音不改鬓毛衰，冼耀文还能咋办，只好笑问仙乡乃哪墟。
姜唐的过度热情，让冼耀文不由怀疑眼下的“食宵夜”并不是无意之中的提议，而是有心人在推动，这个有心人不消说就是姜太太，一个老流氓除了见了美女会两眼放光，见了大水喉亦犹如蜜蜂见到花蜜，豁出命去也得采。
大水喉见了老流氓犹如见到一把画得花里胡哨的夜壶，钱多，玩得女人也多，前列腺多少有点毛病，尿频尿不尽是难免的，夜壶乃是刚需，不嫌多，暂时用不着也可以列为战略储备。
冼耀文对姜唐一见如故，那叫一个惺惺相惜，两勺白粥下肚，恨不得把家里刚到位不久的师奶许给姜唐当十八姨太。
嗯，打杂的那个，做饭的那个手艺不赖，舍不得。
聊到开心处，姜唐伺机介绍了他带进店里的年轻人，“冼生，这位是阿尤，我的左膀右臂，食脑的。”
叫阿尤的青年笑眯眯地端起酒杯，对冼耀文说道：“冼生，我是王敬祐，我敬你一杯。”
“冼耀文，干杯。”冼耀文举杯回应。
一口酒下肚，姜唐又介绍起了跟在姜太太身边的年轻人，“冼生，这位是国龙，台山人，很能打，也很能干。”
“冼生，我是甄裕权，我敬伱一杯。”甄裕权利落地端起酒杯，身上显出一股洒脱的劲儿。
冼耀文看向甄裕权，说道：“国龙，几年前我潜伏在小鬼子控制的学校给游击队当情报员，在你身上我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
甄裕权笑道：“冼生的鼻子真灵，抗战时期我是滨海抗日游击队的一员，跟着队伍上山下海打游击。”
冼耀文回以笑容，举高杯子说道：“你是抗战的功臣，手刃过小鬼子，不像我，做的最多的事是给小鬼子点头哈腰，对抗战作出的最大贡献是偷看小鬼子医院的护士洗澡，从她们舍不得换有破洞的裤衩，我猜到小鬼子的气数将尽。”
冼耀文的话惹得在听的众人哈哈大笑，只有他和国龙两个之前未有交集的同志默默地喝了一杯。
姜唐这边开好了交好的口子，冼耀文又去找邓永贵说话，主要聊霓虹灯招牌的事，他有想法在热闹之地的楼顶安一个衬衣形状的霓虹灯广告牌，要花点心思做成路标落入外地游客的眼里。
要说最合适的地方肯定是西环，不管是商船的水手还是军舰的水兵都会在西环上岸饮酒作乐，好运来容易通过他们的嘴传播出去。
商量方案之时，邓永贵把之前跟在邓太太边上的少年也叫到一起谈，经过介绍，冼耀文得知少年叫邓成波，是邓永贵最得意的学徒，也就是苏丽珍说的那位。
冼耀文对邓成波这个名字有点印象，如果不是同名同姓，邓成波将来会被人叫一声“铺王”，炒楼起家，产业涵盖地产投资、酒店、餐饮、金融等多个领域，对冼耀文曾经的家族来说，邓成波还有一个标签“接盘侠”，他家撤离香港地产领域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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