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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耀文对福昌针织的产能问题比较关注，与生产厂长就这个问题的沟通比较多，诸如机器、人员满负荷，最多一天能生产多少棉布，又可以持续多久。
又与蔡世昌探讨了扩大产能的问题，在何种情况之下，蔡世昌才会决定投入新资金扩大产能，以及新产能形成预计所需的时间。
从车间到蔡世昌的办公室，一个个问题探讨过去，一个个得到满意的回答，临近中午，终于谈到了供货价和账期的问题。
蔡世昌很容易就接受了两个月的账期，但在供货价和合理损耗的增量上比较纠缠，冼耀文要求的增量是8‰，即每供应一件布，要多给8米，以此来覆盖布匹存在的细微瑕疵部分和生产过程中不当操作引起的损耗，蔡世昌最多只能接受3‰，两人就增量的问题来来回回争执。
一直在边上旁观的蔡珍觉得自己爸爸和冼先生很有意思，一人坚持一个数字，两人争得不可开交，大有一言不合就要开打的趋势，但争执之外，请茶派雪茄又是一片和谐，捧起茶杯时客客气气，放下茶杯接着争。
冼耀文和蔡世昌两人都有诚意促成长期合作，也正因如此，互相都清楚条件一旦谈拢，以后就不会轻易改，只能锱铢必较。
虽说冼耀文是买方，看似拥有绝对的谈判优势，这家不行可以找另一家谈，但其实他的选择面非常狭窄，中华制衣的定位是生产高端服饰，这就把质量平庸的针织布业企业给排除掉，剩下的数量本就不多，加上还有稳定的考量，筛选过后，数量就更少，他不得不认真对待每一家合格的潜在供应商。
生产好产品本就是如此，不是哪家企业都能成为原料供应商，好是方方面面的好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无论哪个环节都不能将就。
如果是生产大路货，冼耀文就不用这么累，只要把心思集中在压低成本上就行，品控也不需要花费太多精力，货烂一点没事，只要价格够便宜，照样有人买单，照样赚得盆满钵溢，只不过企业寿命短一点罢了。
他只是不愿意成为一个赶风口型的商人，赶上一个风口无底线的搜刮每一分利润，把行业做烂，去它个逑，提着利润再去追赶下一个风口。
永远在路上，永远在创业，看似激情无限，其实啥也不是，在哪里也不可能捞到话语权，最多成为一只肥硕点的蝼蚁，当更上层缺少油水时，洗白白自己躺到张开的网上升华为秋膘。
他要走的路不是这样的，他要对规则的制定有发言权，参与规则制定，然后誓死捍卫规则，把规则换成另外一个更神圣的字眼“法律”，同样如此。
发言权和话语权就从一个地区性的行业开始，他，正在这么做。
“蔡老板，我认为8‰是个非常合理的数字，你也不希望我厂里的人隔三差五提着一块烂布到你厂里来找后账，那样不好看。”
“只要是我的布出问题，你的人随时可以到我厂里调换，打个电话过来让我过去也行，一件送3米已经不少了，冼老板不要狮子大开口。”
“8‰，我咬死这个数字，蔡老板要是不愿意，我看就别谈了，香港能提供棉布的不是一两家，我们买卖不成仁义在，下次生意。”
“最多3米，多一尺也没有。买卖谈不成没关系，冼老板是客人，来我这里总要让我敬下地主之谊。”蔡世昌转脸看向蔡珍，“阿珍，打个电话到北河酒家，订一桌酒席。”
说完，转回头又对冼耀文说道：“冼老板，北河酒家不嫌弃吧？”
“客随主便，我听蔡老板安排。”
两人的谈判已陷入僵局，需要弄点小插曲缓和一下，酒桌上是不错的互给台阶的时机。
等蔡珍定好位子，蔡世昌亲自开车带着一行四人去了北河街，在路上冼耀文透过后视镜看到有辆车从福昌针织一直紧跟着，车里坐满了人，应该是蔡世昌的保镖。
四个保镖紧跟，加上刚才谈判时略显生涩的文雅谈吐，冼耀文把蔡世昌归入捞家的行列，是不是大捞家还有待观察。
大捞家不算什么好词，能被这么称呼百分百有社团背景，不过这并不影响冼耀文继续和蔡世昌谈合作，毕竟当下在香港能做大的就没有什么正经生意人，明面搵正行，背地里都说不上干净。
车子没一会儿就来到北河街，进到北河酒家二楼雅间，坐下透过窗户往外看，可以看见停在码头的渡轮，还有其边上停靠的哗啦哗啦，往下俯视，街上是排成L形等待检票上船的旅客。
在冼耀文的记忆里，北河街不应该是一条靠海的街道，更不应该毗邻深水埗码头，它离海边应该有差不多两里路才对，至少他记得如今的海水覆盖之下应该有一条西九龙走廊，还有一条西九龙公路。
葵涌还没拿下，眼前的深水埗码头又诱惑着冼耀文惦记填海造陆的大肥肉，不能看，再看眼睛拔不出来了。
收回目光，正好撞见蔡世昌的点菜问询，冼耀文谦让后，扫一眼雅间的匮乏装饰，随后目光又在蔡珍身上停留了一会，刚才在福昌针织只注意看长相，觉得这小妞长得还不赖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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