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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府等州县纷纷光复,匪首李顺就擒,与7名骨干成员一同押往凤翔,被凌迟处死,但是这场民变并未就此结束。王继恩虽进驻成都,但城外十里就是“匪控区”,贼军推戴张余为新首领。

张余收拢残兵败将,很快就拉拢起一支万余人的部队,沿长江东下,连克嘉、戎、泸、开等八州,人数也发展到十余万,大有死灰复燃之势。其中开州监军秦传序毁家纾难,散尽家财犒赏三军,与贼军死战,终因寡不敌众,城池沦陷,在最后关头,秦传序投火自尽,以身殉国。

秦传序的儿子秦奭逆流而上,想要为父收尸,不料船只在中途倾覆,溺水而亡。百姓为之扼腕叹息,谓之“父死于忠、子亡于孝”。收到奏章后,赵光义叹息良久,随即录其次子秦煦为殿直,赐十万抚恤金。

正当大宋忙于平定川蜀内乱时,高丽派来使者,说辽国正在攻打他们,请求天朝发兵相助。

赵光义呼吁双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冲突升级……

“自是,高丽朝贡遂绝。”

实际上,早在本年(994)3月,高丽就已经臣服于辽国,使用了辽国年号,奉辽正朔,而在6月又来大宋乞兵,如果不是客观上路途遥远所造成的时间差,那就应该是高丽对大宋的一次试探,一方面是试探一下宋辽两国的实力,另一方面也是堵住大宋“夹攻辽国”的嘴。我个人倾向于后者,十万火急的军情不会在路上缠绵三四个月的。

9月,赵光义遣使访辽,谋求和解,被辽国断然拒绝。随后,赵光义又派人渡海潜入辽东半岛,勾结女真、乌实等部,让他们反叛辽国,也遭拒绝。

唯一值得大宋感到欣慰的是西线战场,夏州李继迁迫于军事压力而再次向宋称臣,但这只是李继迁的权宜之计,大宋朝廷仍无法对夏州地区进行有效控制。

为了破坏大宋对夏州地区的控制,辽国派韩德威挂帅,率领数万铁骑自代北地区(今山西北部)南侵。韩德威采取的战术避实击虚,避开大宋的要塞堡垒,而选择抄小路迂回绕后,不料被宋军侦察兵提前探知,府州折御卿提前设伏,在子河汊大败辽军,击毙辽将二十多名,生擒吐谷浑首领一人,毙敌五千多人,缴获战马一千余匹,辎重无计其数,韩德威化装成小兵狼狈逃离战场。史称“子河汊之役”。

收到捷报后,赵光义倍感欣慰,对左右说道:“我早就说过,沿边将领不要与辽军正面硬刚,要诱敌深入,再分割突袭,断其归路,辽军必然大败。你看看,跟我说的一样吧。”

“皇上圣明!”

再说蜀地民乱。

在大宋王师的水陆夹攻之下,张余攻取夔州失利,精锐主力损失殆尽,王师紧咬不放,终于在995年2月在嘉州将张余击毙,人头送往西川行营,残余贼军也相继被招抚。声势浩大的“王小波、李顺起义”终于得到了彻底平定。

这次起义波及全川,巅峰时期规模达数十万,包括成都府在内的十几个州被贼军占领,自王小波举事至张余被杀,前后长达两年时间。

“王小波、李顺起义”对大宋的影响非常深远,王师主力被牵制在帝国西南,从而无力向北经营,使得大宋在对辽关系中处于被动,比如婉拒高丽的“夹攻”邀请从而彻底失去了高丽这个藩属,也彻底丧失了在辽东地区的话语权,使得辽国成为地区秩序的构建者和维护者,使得大宋再无“夹攻辽国”的可能。

在平定了川蜀之后,反复无常的夏州李继迁又在西北搞事情,劫掠大宋辎重队,比如996年3月的一次,李继迁成功抢劫了大宋运往灵州的辎重队,缴获40万石军粮。随后又对灵州进行了围攻。

在被宋军击败后,李继迁又上表请罪,表示愿意归附大宋。而在得到大宋接纳后,李继迁仍然为祸西北,并以此纳作辽国的投名状。

鉴于李继迁同志的出色表现,辽国于997年3月封李继迁为“西平王”,以示嘉奖。

同月,赵光义同志忽然感觉身体不适,请了个病假(不视朝),并于次日驾崩,享年59岁,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宋太宗赵光义在位近21年,跟“睡王”辽穆宗的在位时间差不多,然而《穆宗本纪》的字数比宋太宗的目录还短。宋太宗在这21年里做了太多的事情,被后人传颂,当然也有小小的瑕疵。

总体来说,宋太宗的执政应该在优秀线上。政治上延续了太祖治国的思想,继续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经济上采纳了谋士们的建议,推进了不少利国利民的改革;国家战略层面,在柴荣、赵匡胤的基础上继往开来,先后和平收复闽南、两浙,又武统了北汉,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彻底终结了“五代十国”,使历史进度条正式过渡到北宋。

“帝之功德,炳焕史牒,号称贤君。”——《宋史》

正史的盖棺定论——贤君。

当然,也有一点点小瑕疵,比如即位之后迫不及待地改元,比如贬死弟弟赵廷美、逼死侄子赵德昭,再比如“宋后之不成丧”。

宋后之不成丧,说的是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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