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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耀文的应对，令钟成坤意想不到，却也是心生好感。
钟成坤的父亲本是九龙仓的一个苦力头，从潮州老家雇人来港打工，也负责监管这些咕喱在香港的生活，从中向咕喱征收人头费。
说白了就是中介，人头费通常为苦力收入的二分之一至五分之一不等，见人下菜，用后世的眼光看，这妥妥是黑中介，但放在世纪初，也可以说是活命之恩。
如今，香港、南洋遍地潮州商人，潮州籍富人如过江之鲫，对这种现象深挖内在原因，追根溯源，可以很轻易得出一个结果——潮州穷，留在家乡没活路，潮州人用血泪蹚出一条艰难的下南洋之路，其中佼佼者才能脱颖而出。
甭管钟父的人头费收的有多黑，至少为自己的潮州老乡实现走出来、能吃饱这两步，后面如何，只能看自己的机缘和能力。
正因如此，钟父的苦力头当的有声有色，从九龙仓慢慢闯出名堂，其后身兼渣甸糖厂和尖沙咀货仓苦力头，并担任九龙持牌人力车苦力的工头，后面更是成立了自己的人力车铺，为钟家的拉人运输为主业定下基调。
钟父走得早，钟成坤五岁时就成了没有父亲的孩子，好在钟母一介女流却是目光深远，将人力车铺授权给小叔子管理，只求能分到够活命和培养儿子的费用。
钟成坤在皇仁书院学习英文，又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深造，求学期间还短暂跟随孙中山干过革命，二十岁回港接手家族事业。
钟成坤十八岁时，钟母已经为他开始铺路，一纸诉状将小叔子告上法庭，将之前的授权书作废，钟成坤回港前的数月，官司刚刚胜诉。
钟成坤接手人力车铺之时，正是人力车发展到巅峰的时候，当时人力车仍然是香港重要的陆上公共交通工具，警队在1921年就选择于九龙和新九龙五个公共人力车站铺设电话，其中一个设于钟成坤经营的广东道人力车铺。
虽然如此，随着汽车的逐渐普及，再加上九龙巴士和启德客车分别在1921年和1923年成立，为九龙地区提供公共巴士服务，对人力车业务日益构成明显的竞争。
有见及此，钟成坤积极计划在公共巴士市场上分一杯羹，并于1923年9月2日连同合伙人在红磡共同创立华夏巴士，随着业务发展，更是娶了合伙人的妹妹，即黄亦梅。
经过多年发展，华夏巴士先是同九龙巴士乱斗，随后港府见巴士行业过于紊乱，便推出了专营权，华夏巴士和九龙巴士分别获得港岛和九龙的专营权，这才停止全面战争，只在没有专营权的新界展开局部战争。
战争之外，双方又有一定的合作，专营权推出之时，华夏巴士和九龙巴士之间就港岛和九龙的巴士来了个互换和互租，时至今日，双方还在互交租金，所以华夏巴士的业务在港岛，但在九龙却有巴士，反之亦然。
中巴业务稳定之后，钟成坤开始热心参与社会事务，他当选过东华三院合并后的首任主席，又出任过保良局的主席，且是市政局的非官守议员。
对体育事业也非常热心，当过南华体育会的主席和会长，身为香港区代表总领队参加过第六届全运会，以国家足球队教练身份赴柏林参与第11届奥运会。
巴士业务是属于市政服务的一环，港府会提供核准回报率，意思就是说港府会监督巴士公司的利润率，制定票价和老人、学生的福利票价补贴时，限制巴士公司的利润空间，既不会亏本，也不能爆赚，而且巴士公司的历年利润都会进行公示。
比如华夏巴士去年的税前利润是110万港币，这是透明的，也不会存在过大的水分。钟家一年有数十万的收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钟成坤不太热衷于开拓巴士业务之外的其他业务，钟家并没有运营其他生意，()
只在其他人的邀请之下，入股了一些企业。
钟成坤视自己为儒商，对大女儿钟洁玲的夫婿人选之标准，首先要有文化，有能力，其次是家境相对殷实，无需大富之家，还有一点，如果能如他一般热衷社会事业更佳。
很凑巧，冼耀武能对得上三条标准。
说到文化，冼耀武底子虽然差点，但一直在进步。
说到能力，一个初中生能当上律师助理，且当得有声有色，足见其能力，虽说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他当上律师助理少不了走后门，但能力却是不差，瑕不掩瑜。
说到家境，没什么好说的，律师助理的收入本就不菲，何况冼家还有偌大家业。
说到热衷社会事业，自从上次冼耀文给了冼耀武“街坊大状”四个字，冼耀武的业余时间，除了围着钟洁玲打转，一直忙于石硖尾建学校事宜和义务给家附近的街坊处理法律上的问题，街坊四邻只知冼家冼耀武，可不知还有冼耀文这么个玩意。
钟成坤对冼耀武这个准女婿是满意的，不然不会带着他参与“钟家”名义的活动，对冼耀文这个准亲家却有点想法，他自己有祖上蒙荫，历经二十年求学，三十年奋斗，才有了今日的成就；
而冼耀文却是犹如石头缝里蹦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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